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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3-第4单元-课文译文

2006/10/04 分类:资源分享

寻找可以依靠的坚实手臂
简·格罗斯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老人独居。他们生病时处境通常显得很悲惨。简·格罗斯在下面的文章中指出这些老年人的问题。
每次人们在医生办公室给格雷斯·麦凯比递来一份紧急情况联系人表格时空格处总令她心中发休。对任何有配偶、伴侣或子女的人来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75岁的麦凯比女士一直独居。谁能和她一起渡过难关2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谁会关心她?
这些曾是假设的问题。但是现在,麦凯比女士视力越来越差,几乎完全看不见。她一直有很多朋友,但从没请过谁为她负起责任,比如,接急诊室半夜来的电话,或因为她自己不能写支票而帮助付账单。
她在所有的朋友中,选定了一个心地善良、遇事不慌、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所以她多次在空白处写上”夏洛特·弗兰克“,然后打电话说,”夏洛特又把您写在单子上了,”于是紧张时刻得到缓解。
麦凯比女士被一个鲁莽的司机撞倒在人行横道上得了脑震荡这时年龄70岁自己也独居的弗兰克女士在起居室长沙发上守了一夜。麦凯比女士再也看不清标准字体时,弗兰克女士给她弄了一台电脑,把字体设置到最大这样她就能读报纸,从商品单定购货物。
”你会发现有些好朋友成了至交,”麦凯比女士说”夏洛克既实际又形象地告诉我要’抓住不放,我这样做了。“
无法统计出不同年龄生病或有残疾的独居者的数字医院安排出院的人和家庭健康照料机构说他们服务的明显无人照顾的独居者越来越多。
人口调查报告中,单人家庭,包括从未结婚者、离婚者和丧偶者,其数目明显增加。2003年,近27%的美国家庭由独居者组成,高于1970年的18%这些家庭注重的是不具有亲属的法律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友谊。人口统计学家警告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老年化疾病和残疾成为老年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这将使独居者家庭队伍壮大。
美国医院协会资深副会长詹姆斯·本特利说,独居者属于最棘手的情况。他说,任何病人或残疾人在医院里和出院后都”需要有人负责照料他们”,但独居者在特别脆弱的时候却是自己照料自己。
“病人不能同时想着两种角色“他说,”但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
医院里短期停留的病人增加,有时让不能自理的病人回家这就使情况更糟。本特利先生说医院必 须找些新方法,让这类病人对面临的问题有所准备,并说独居者必须”在生病之前想一想”自己有哪些 组织起来的关系网可以访问。
他说‘如果我们等到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需要这些的时候才来考虑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没有办 法特别处理,这是我们现在就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到时候绝对会一团糟。”
一些独居者需要帮助是因为暂时性的医疗难关,如膝关节置换手术没人帮助不能洗澡或爬楼梯。或者问题可以是水久性的但无生命危险,像麦凯比女士的视干视锥细胞退化导致视力减退。她看不清四周,看见的东西似乎都蒙了一层薄棉纱,所以她的朋友陪她出去办事,帮助她处理文字材料。
其次是重大疾病如癌症或帕金森氏疾病。病员没有家人负责谁在手术等候室里不睡觉地坐着?谁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知道每种药的剂量,或打电话告诉远方的亲人好的或坏的消息?
确实,配偶或长大成人的子女不是抵抗疾病和死亡的保险。但紧急情况联系人表格没有明显近亲可以填写的独居者必须依靠从专职人员和朋友那里临时获得的支持。独立多年之后且不说请求帮助就是接受帮助,到时候也可能不那么自然。
”也许他们至今还没有太多地提出要帮助,”克莉丝汀·诺林说道。她是癌症康复中心的社会工作者那里为癌症病人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她说,”这对他们有好处。不过这是他们人生中的非常时期。只要提出要求就帮他们感到轻松些这是我们的工作。”
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子也许本身并不是答案。比如,71岁的塔凯·罗伯塔·范·拉又寡居了15年,女儿住在澳大利亚。范·拉文女士有自己过去在《纽约之城》从事专门技术写作时的朋友有读书俱乐部的朋友,有歌剧迷朋友。
现在这位高傲的女人患晚期卵巢癌。多年来,多次复发、一次次治疗,朋友们主动陪她去化疗但她不让任何人陪她达六个小时,尽管有人陪会分散注意力令人愉快。”我告诉他们我要留到紧急时刻用他们。”她说”但是,真的是因为接受帮助很难。”

一种新需要

希望家人无条件的照顾肯定是首选,要放弃它很难。
芭芭拉. R. 68岁过去是大学教授,去年冬天诊断为乳腺癌,做肿块切除手术等病理报告,进行放射治疗这样的时候,她很想姐姐在自己身边。
芭芭拉说,”家人照顾你时不讲条件始终如一。“
但她知道姐姐腾不出手来姐姐有一位患严重肺气肿的老年伴侣。‘他比我更需要她,“芭芭拉说,承认亲友另有更要紧的责任是独居者面对的严峻事实。(芭芭拉要求不完全公布自己的身份因为一些亲戚和同事不知道她生病。)
芭芭拉知道自己进入类似的疾病世界时有许多优势。她一直单身,有定期的社会活动,参加了一系列妇女组织。她说”友谊成了我生活的组织原则。“
但是,再要好的朋友也会被新层次的需要压垮面对这种情况她的目标是要确认”没有一个人不得不负担太重“。她认为这样做的最好方法是让朋友完成其最擅长最符合个人安排的任务。
当芭芭拉评估治疗方案时她挑选患过癌症的朋友陪自己见医生。在等待病理报告时她选对艺术和戏剧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出去参观克里斯托在中央公园的艺术建筑" 门“,或者看戏剧《汤姆·佩因》(无中生有)。在肿块切除手术后,许多饭菜烧得好的朋友在冰柜储备了自制的汤,或给一屋子客人带来晚餐把令人恐惧的一天变得几乎洋溢节日气氛。
一天晚上,芭芭拉感到特别不舒服就打电话请一个邻居吃晚饭,她喜欢这位邻居的处事不慌。她们分享冰箱里的东西,共喝一瓶白福美白葡萄酒。她手术那天,选了一个大学同学在手术前和她不停地讨论最近一趟去塔斯马尼亚的旅游,此后又一起在休息室听外科医生宣布她的淋巴瘤是良性的。
芭芭拉最艰难的选择是请手术后在家里过夜的人,这意味着在她的起居室长沙发上度过一个不舒服的夜晚。一个提出帮忙的朋友肺部有毛病同时还在照顾97岁的母亲,已经筋疲力尽。另一个膝盖不好的朋友,姐姐在城外做癌症手术,刚刚回来。芭芭拉知道这时候不能心挂两头,如果这从这些朋友中选择选中的人会同时牵挂另一个人。
于是,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是退休医生芭芭拉最近参加的社区组织成员。该组织所有成员都是女性。所有的人都住在附近。她们的目的是在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如结肠镜检查后需陪伴回家时,提供帮助,。
芭芭拉认为,这些新生的团体和自己那个被称为”友谊曼陀罗“的关系网是疾病和老年孤独者日益庞大的队伍的榜样。她说," 我们的整个社会是围绕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在法律和又化上,友谊并没有太多的立足空问。我们怎样超越它呢?我们怎样给自己创造一种社区好使照顾变得更容易些呢户”
危难中的帮助

埃尔维亚·莫兰37岁十几岁时从厄瓜多尔移民过来后,一直靠自己。所以,在她遭遇一次过早来到的健康难关时,表现了少有的勇气和开朗。看她在扬克斯公寓里拖着腿靠助行器从起居室走向卧室全神贯注地照镜子,那样子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被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折磨的消瘦身躯。相反她酒窝闪闪发光欣赏着刚洗过的头发,头发是最好的朋友克里斯蒂娜·马丁内斯吹烫的。
两个人用西班牙语咯咯地说笑,聊着天,就像两个女孩扮演发廊游戏。马丁内斯女士说她的朋友需要一个更好的造型刷来梳卷发。但是莫兰女士已经非常满意。
"喔, 克里斯蒂娜我看上去很漂亮啊!”她说,”谢谢你谢谢你!”
莫兰女士说,如果没有马丁内斯女士她会不知该怎么办,大约20年前同住一栋大楼时她认识了马丁内斯女士。马丁内斯女士每天来看望,为莫兰女士准备她最爱的鸡汤,汤里放有洋葱、大蒜和酸橙。
她叠好送去洗的衣服,重新安放家具,好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在莫兰女士的残疾救助款启动之前,她借钱给莫兰女士。
去年冬天莫兰女士拿到诊断后,马丁内斯女士停止了寻找工作打那以后她拿不出来的是钱。此时,她远离自己在哈莱姆的家,家中留下在餐馆工作的丈夫照顾他们三岁的女儿。
但是对于这两位女士,不存在通常区分朋友和亲属的界限。”她对我来说像姐姐,”莫兰女士说”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心这样好。”
莫兰女士从韦斯特切斯特社区学院顺利毕业不久,就来了可怕的对疾病未来后果的预测这使她后来失去化妆品厂的工作。几个月的时问她不能够独立行走。手臂无力口齿不清。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的医生告诉她,不久她要靠呼吸机呼吸靠营养饲管进食。她说自己两个都不要,而让马丁内斯女士全权照料她的健康。她在表格签名时,她的朋友哭了。
莫兰女士在美国没有亲人,她的母亲在厄瓜多尔中请签证来这里帮忙。马丁内斯女士想让她的朋友搬得离自己的公寓近一点但没能找到低于每月800美元的底楼或电梯房。
马丁内斯女士说,”我不想让她感到孤独和沮丧她应该一直和她认识的人在一起。“
莫兰女士暂时能每周有一名护士、一名社区工作者、一名理疗师和一位职业治疗师上门查访。每周五天每天四小时还有一个助手来这里。所有的帮助者都离开后,情况就变得令人担心,马丁内斯女士很想自己留下来过夜,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有一个瞒跚学步的孩子和已经因她长期不在家而生气的丈夫。
一次一罐沸水从手中滑下来莫兰女士烫伤了手腕。她没有叫任何人而是大声地训斥自己”要勇敢!”烧伤的地方抹了牙膏这是她祖国的习惯。还有一次,她的身体痉挛,送到医院时单身一人。马丁内斯女士第二天在医院找到她,见她身上穿着脏兮兮的医院服,便去护士值班处要求给予照料。但是,勇敢面对和专心照料依然不能对付残酷的疾病。春去夏来,莫兰女士别无选择,只能搬到韦斯特切斯特郡的护养院。
马丁内斯女士不熟悉轨道交通线路,英语也不好,她尽力从哈莱姆赶到瓦尔哈拉的护养院。一次在神秘的系列公交大巴上旅行了三小时。另一次她花80美元乘小汽车。她丈夫的恼火变成了愤怒。但这并没有阻止马丁内斯女士过来。
马丁内斯女士说,’埃尔维亚她没有任何人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还是一直赶过来。”
就是现在,莫兰女士几乎不能说话,只能在轮椅上,她还是用自己所知道的唯一方法报答朋友的善良,’克里斯蒂娜不喜欢我哭“她说,”所以我为了她尽力一直微笑。”

担心成为累赘
去年10月,弗兰克·戴金对一种罕见的淋巴瘤化疗后反应有生命危险,在圣文森特曼哈顿医院重症监护室用了17天的呼吸器。戴金先生想,如果他孤身一人,会为他做出些什么样的医疗决定又是谁做出这些决定呢?
不过,他的朋友卡罗尔凯莫维茨来照料他。她就是应医生要求,打电话给他在内华达州的父亲说病危的那个人。她就是同意神秘的医疗方案然后又担心这些方案会使他送命的那个人。之后她向戴金先生承认,’那是最黑暗、最令人恐惧的时刻。”
47岁的戴金先生和59岁的凯莫维茨女士通过室内音乐相遇;他是钢琴家她是女高音。两人都形容他们的合作是自己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但是,戴金先生生病之前他们在排演或演出大厅之外几乎没有一起待过多少时问。
后来,戴金先生在自己的王后公寓夜里醒来,胃痛得厉害。像很多独居者一样他让自己确信这事儿很小,就像吃东西吃坏了肚子.,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早上,他才乘地铁去医院。他在医院没有多想也没有停顿就要求给在米德敦家中的凯莫维茨女士打电话。’我只是想到可以想像的最负责的人。“戴金先生说,”那就是卡罗尔。”
有一个肿瘤已经穿透戴金先生的结肠这是淋巴瘤的第一迹象。从第一天起,凯莫维茨女士就守在他身边,”默默地、坚持不懈地、无条件地在这里帮忙”,戴金先生说。她参加所有他和医生的会面因为戴金先生说,”我不完全相信自己有能力听给我讲的那些事情。”
在医院她玩拼字游戏或给他读德国诗歌和音乐评论。她不止一次要他相信,这就是她想呆的地方。
他需要这是真话,便不再问为什么。
急诊手术、积极治疗和频繁的住院治疗一年来凯莫维茨女士从没有退缩过。”我不知道她脑子里有什么想法,”戴金先生说”但对我来说她从容镇定。”
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我有时感到无助、压力太大,甚至感到帮不上忙”她说。”但我尽力不让他知道。我只是一直向前,和他在一起时,我控制自己的感情,然后回到家中哭一场。”
其他几个朋友也帮助他度难关。一个人负责浴室天花板崩塌时与监管者约好的会见。另一个送戴金先生去治疗以及处理病历单据类的事。第三个,自己在另一家医院上12小时班之后来看望他,和医疗小组内行地谈话。凯莫维茨女士情绪不好的时候,大家就让她振作起来。
像许多独立的人一样戴金先生最大的恐惧是‘成为什么人的累赘;欠人家的情。”所以住院治疗的间隔在家中时他坚持有足够的个人空问好”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让自己养精蓄锐。”凯莫维茨女士做了些巧克力方块,好让他长胖。但她按照他希望的那样,每周只来看望一次。
在医院时正相反,戴金先生顺从地由别人安排。他说,我”自己内心深处比’日常’部分更明智,知道自己遇上了大麻烦。所以不无风度地听天由命。

帮助从禽流感中拯救世界
劳伦斯·K·奥尔特曼

玛格利特.F-C·陈医生现在是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大范围流感的新长官。她最初吸引了公众注意,是在任香港卫生署署长时,她大胆指导该署应对威胁世界健康和经济的两次重大疾病爆发。
1997年她为了控制最初的A(H5N1)型禽流感毒株下令扑杀140万只鸡鸭0 2003年她领导调查在中国出现的新病毒非典病毒。
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58岁的陈医生和她的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监控各种报告跟踪有关呼吸道疾病的传言,把它们作为萌发大范围禽流感的可能线索,这样的大范围禽流感会使香港几次疾病爆发的规模相形见绌,加重医院照顾病人能力的负担、影响日常生活,最近对华盛顿访问时她在宴会一上说道。
她也将亲自参与规划各国如何组织和分发人类禽流感疫苗。美国卫生组织官员周末透露,这样的疫苗已经成功通过了最初的测试。
陈医生说她开始的时候打算做的不是世界公仆,而是教师。她当医生是因为爱情—不是为了医学而是为了男友,现在的丈夫大卫·陈。他1969年离开香港去加拿大读大学时她担心两个人分开会结束他们的关系。所以她咨询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告诉她要跟着爱情走去加拿大。此后,当大卫决定成为医生时,她担心他的医学研究会使他无暇顾及她。所以她决定和他一起成为医生。但开始的时候,她得说服学院主任,这位主任在她入学面试时说,她应该成为家庭主妇而不是医生。
这一对情人进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之前结了婚。她说,第一年很艰难,因为她以前上大学时几乎一没上什么理科课程。
‘但每天晚上我都有一名私人助教—大卫,”陈医生说道。
她接着在加拿大当见习医生,但此后婆婆生病,她不得不回到香港。
’作为一名传统的亚洲女性,我跟随我的丈夫,”她说。在香港陈医生发现她不能继续在最初感兴趣的领域儿科工作因为缺少给国外医学院毕业生的机会所以她在卫生署从事妇幼保健工作。
尽管她同时在抚养儿子—东尼现在是律师,陈医生在部门里很快得到晋升。她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运气、推动她向前的上司们,以及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前许多前辈的离开。
1991年香港政府派遣陈医生参加哈佛商学院为期三个月的管理课程她说她在那里懂得,”每一个决策都要代价,公众卫生秩序,不管你是否强制执行都需要工业和公众付出代价。“
现在陈医生正运用她的流行病学技能和商学院的培训来使各国相信预防大范围流感尽管代价昂贵,但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准备工作包括购买抗流感药物,研制抵抗大范围流感病毒疫苗改进对人和动物呼吸道疾病等的监控。
联合国担心,A(H5N1)型禽流感病毒可能突变,成为席卷全球的致命新人类病毒。从去年起,这个毒株在东南亚广泛传播,千百万只鸟死亡该地区已知感染病毒的112人中有57人死亡。
陈医生说,许多国家正在开始做准备,也有国家说他们不太相信这是必要的或者说他们负担不起这样的准备。她补充说她告诉那些官员,公共健康也是基本的政府服务。
她说,”投资预防大范围流感需要成本但不投资似乎代价更大。“
历史上大范围流感不可预测地发生过。最后三次是1968年、1957年、1918到1919年。对陈医生来说,大范围流感是一个全球性政治和医疗问题,需要一个国际的解决方法。使这项任务变得复杂的是说大范围流感肯定会来的流感专家,又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由何种病毒株引起,将使多少人生病和死亡。
尽管缺少这样的重要信息,卫生官员必须作出代价昂贵的重大决定。如果官员们不充分地做准备而大范围流行病出现,人们会严厉批评他们不必要地拿人类生命冒险。但是如果他们花费千百万美元来预防从不会出现的大范围流行病,他们有可能失去信任,被指控祀人忧天浪费纳税人的钱。
事实上A(H5N1)型禽流感初次病例1997年在香港出现后陈医生面对过这样的指责。没有疫苗能有效地对付毒株。但病毒对药物阿曼他丁敏感,陈医生批准购买130万美元的阿曼他丁进行大量储备,以防万一出现大范围流感爆发。储备的药品一点也没有用到。后来,一个高级稽查员指控陈医生无必要的采购威胁说要公开调查。陈医生回应说,她愿意举办讨论会来解释为什么购买阿曼他丁是给680万人投保。
陈医生说,她告诉稽查员”成本微不足道,它是投保我很高兴用不着索赔。”她补充说此人”没再说什么。”
她说,很多政府官员告诉陈医生,他们对艾滋病、儿童健康、妇女健康和其他问题的经费预算不足所以不想把有限的资源转向像流感这样模糊不清的东西。她说,但随着种种警报的发生,加上她的机构对成员国提供的帮助,没有理由不好好准备。
1997年起A(H5N1)型毒株开始对阿曼他丁产生抗药性。但是它依然对一种更昂贵的抗病毒药物—菲敏感。流感专家论证说,如果专利疫苗容易地得到之前A(H5N1)型病毒突变,从而轻易在人群中传播,立刻使用达菲即使不能阻止病毒大范围流行也可能减慢病毒的传播。所以陈医生的部门正与各国讨论订购达菲的数量。美国已经购买了足够的达菲来治疗230万美国人的流感。尚不清楚,达菲制造商可以生产多少。
美国科学家测试的疫苗,提取自越南早期人禽流感病例分离出的病毒。但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对他们买不起专利疫苗来保护自己的公民十分愤慨。陈医生说,世界卫生组织正考虑要求富国帮助泰国和越南这样的穷国生产疫苗。
陈医生说,让她接受新职位还真花了一番劝说工作。她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两个职位一个是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提供的,另一个是布伦特兰博士的接任者李钟郁博士提供的。她拒绝了,部分是因为她想协助通过香港草本药物医疗的行医规范立法,她说。两年前李博士又提供一个职位时,陈医生不能做出决定,让丈夫从香港赶来赶去,她自己独自生活在日内瓦。但是,她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时碰巧遇到一位卡车司机,这帮助说服了她。
非典爆发期问,陈医生是香港电视天天出现的人物。同在交通信号灯下停住的司机认出了陈医生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卫生组织想让她去日内瓦环境卫生组织工作。司机放下车窗,说道:”这是一生难逢的机会,请想一想您能为香港、为中国做些什么。”
他还可以说,为世界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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